因在十九大開幕式上創(chuàng)下三個半小時手語直播紀錄走紅，2018年成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對于這一身份的轉變，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市東城區(qū)特殊教育學校校長周曄認為，她始終是一名“傳聲者”。

37年的特殊教育經(jīng)歷，讓周曄與殘疾人群體結下了不解之緣。今年她帶來的提案建議，應加快修訂、制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及其實施辦法，明確國家通用手語和國家通用盲文法律地位，保障國家通用手語和國家通用盲文的推廣普及。

今年是周曄從事特殊教育的第37年，周曄說，她已經(jīng)與特殊教育融為一體，無法割舍。受訪者供圖

談提案

建議明確國家通用手語和盲文法律地位

新京報：今年兩會你帶來了什么提案？

周曄：我建議加快修訂《語言文字法》、制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實施辦法》，增加手語、盲文內容，明確國家通用手語和國家通用盲文法律地位，保障國家通用手語和國家通用盲文的推廣普及。

新京報：這一提案出于怎樣的考慮？

周曄：我國有3000多萬聽力和視力殘疾人，手語和盲文是他們學習、生活、交流的特殊語言文字。《國家通用手語常用詞表》和《國家通用盲文方案》在2018年7月1日實施，目前正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使用國家通用手語和國家通用盲文。

但是，由于《語言文字法》制定時的客觀條件，手語和盲文沒有寫入其中，至今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相關工作的開展缺乏法律保障和充足的資源支持。國家通用手語和盲文的推廣使用，也面臨困難。

新京報：國家通用手語和盲文的推廣使用具體面臨哪些困難？

周曄：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方面看，由于語言文字研究屬于冷門學科，加上手語盲文使用人群的特殊性和小眾性，從事手語盲文研究和推廣的專業(yè)人員匱乏，研究基礎薄弱。

社會服務層面，手語翻譯人才匱乏，盲文出版生存艱難。根據(jù)調研，國內手語翻譯員約有兩千多人，能夠達到“對外翻譯、得到聾人認同、手語運用熟練”標準的只有約20人。目前國內專門從事盲文出版服務的機構只有兩家，并且盲文書籍出版成本高，大約為相同內容普通書籍的35倍，出版能力有限。

保障機制上，學科建設、社會服務等方面的重視程度和扶持力度不足，相關政策完善和優(yōu)惠補貼制度尚未完全建成。國家手語和盲文研究中心主管部門不明確，缺乏長遠規(guī)劃，自2010年成立以來長期處于無獨立法人資質、無人員編制、無穩(wěn)定經(jīng)費狀態(tài)，缺乏有效的保障機制。

談特殊教育

師資匱乏，特教老師待遇需提高

新京報：你從1983年開始特教生涯，在你看來，教育特殊群體孩童需要注意什么？

周曄：從精神層面，殘疾兒童在感知覺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這些缺陷會對他們的心理發(fā)展帶來一定影響，如自卑、猜疑、狂躁等。教育過程中要給這些孩子更多關愛。特教老師要有比較強的耐挫力，比如教導智力障礙、自閉癥兒童時，可能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時間，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時需要耐心，能夠承受挫折。

從知識專業(yè)層面，除了學科知識，特教老師還要練好特殊專業(yè)能力。比如我教的是聽障學生，要熟練掌握手語。教育視障學生要會盲文。面對智力障礙、精神殘疾的兒童，老師們還要掌握行為矯正等更專業(yè)的康復技術，對他們實施個別化教育計劃。

新京報：目前特殊教育存在什么困難？

周曄：師資匱乏是比較大的困難。比如自閉癥兒童近年來數(shù)量增加，這些孩子表現(xiàn)出的行為問題一人一個樣，矯正起來很棘手，但目前專業(yè)人才遠遠不夠，急需擴充師資隊伍。同時，盡管這些年特教老師待遇有所提升，但薪資仍然不高，與他們承受的壓力、工作量不成正比。

另外，現(xiàn)在對特殊群體兒童提倡融合教育，我們不希望殘疾兒童一直在特殊教育學校這個封閉的空間里接受教育，因為他們遲早要進入社會。從長遠考慮，讓他們從一開始就進入普通學校，和健全孩子在一起學習、活動，是最理想的。目前，很多普通學校里都有殘疾學生就讀。

但這也存在一個問題。普通學校的老師絕大部分沒有接受過特殊專業(yè)教育，沒辦法解決殘疾兒童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

我建議大力加強特殊教育師資隊伍的建設，彌補人才空缺。提高特殊教育學校教師的待遇水平，提高特殊教育質量。

新京報：殘疾畢業(yè)生就業(yè)一直是個難題，如何改善這一現(xiàn)狀？

周曄：殘疾人就業(yè)在不斷出臺的扶持政策支持下，有了長足發(fā)展，但招收企業(yè)也面臨輸入與產(chǎn)出的實際負擔。所以一些企業(yè)即使招收殘疾人，但也難以讓他們真正參與崗位工作，特別是智力障礙和精神殘疾的人士。

我建議國內增設“社會工作者”崗位，由政府出資聘請。他們可以進入到企業(yè)中，減輕企業(yè)負擔，給予殘疾人就業(yè)方面的支持，讓殘疾人和健全人一樣享受工作帶給他們的價值。

現(xiàn)在國內有8000多萬殘疾人，一部分人在就業(yè)方面難以與社會接軌，這是一項社會問題，我建議政府建設一些公益性的殘疾人專門就業(yè)場所，由政府出資，為有一定操作能力、不能獨立正常就業(yè)的智力障礙、精神障礙等弱勢群體提供就業(yè)機會和照顧。

新京報：在你和學生交往過程中，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事？

周曄：很多殘疾的孩子其實有著執(zhí)著的精神，給予他一些希望和支持，他會努力堅持。

1984年，我臨時擔任五年級一個班的班主任，有一次班里三個孩子拿了一份少年宮航模制作的招生簡章在看，我就用手語問“你們想去嗎？”他們點點頭，但又覺得自己有聽力障礙，那時也沒有助聽器，擔心老師不要他們。我說沒關系，老師帶你們報名去，不管成與不成，都要爭取一下。

我和少年宮的老師溝通，我來給孩子當翻譯，對方同意了。三個孩子特別高興，每周日早上我陪著孩子們一起去少年宮學習半天，持續(xù)了四個月。最后的航模比賽上，三個聽障孩子得了二等獎。

教學生涯中有很多這樣的場景，也給我?guī)砹斯奈韬透袆印?/p>

新京報：在這一領域耕耘37年，你對特殊教育行業(yè)有怎樣的感情？

周曄：今年是我從事特殊教育的第37年，中間有過很多坎坷，也有過糾結。曾經(jīng)也有多次機會可以轉行，但每次打算離開時，就能感到內心的掙扎與不舍，甚至有時忍不住會流淚，最終還是選擇留下來。我覺得自己已經(jīng)與特殊教育融為一體，無法割舍了。

特教老師這份工作憑的是良心和人性，殘疾兒童是非常無助的群體，但要幫助他們，困難又很多，需要從內心去愛這些孩子，理解和保護他們，和家長一起引導孩子成長。

談手語直播經(jīng)歷

十九大創(chuàng)下三個半小時手語直播紀錄

新京報：2012年全國兩會央視首次引入手語直播，你是第一位手語主播，當時你是什么狀態(tài)和感受？

周曄：我從1995年開始做央視手語主播，已經(jīng)有挺長的職業(yè)經(jīng)歷，不過2012年第一次以手語主播身份參與全國兩會直播，還是感到很緊張，同時又很激動，因為從這個變化能看到黨和國家對弱勢群體的切實關注，考慮到了聽障人士的特殊需求，我感覺到社會文明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新京報：十九大開幕式上，你創(chuàng)下了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手語直播紀錄，還記得當時的場景嗎？

周曄：我在進入直播間前四十分鐘才看到稿子，而且還不是全稿，編輯收到一張就趕緊給我打印出來，就在這樣爭分奪秒的環(huán)境下抓緊熟悉內容。

在此之前我也做了功課，把全國兩會的報告等，從頭到尾讀一遍，再用手語翻譯，模擬練習。

現(xiàn)場三個多小時的直播，到后期自己確實感到有些累，因為注意力已經(jīng)集中了很長時間，偶爾大腦會有一瞬間空白，立即調整過來。直播鏡頭中我必須挺直背端坐，坐的是小椅子，腿麻了不止一次。

我記得座位旁邊有一個電子表，用余光能看到時間，等到了三個小時還沒有結束的意思時，我心里也有一絲不安。但又想既然上了“戰(zhàn)場”，就沒有退路，只有堅持，必須堅持。

直播快結束時，一個工作人員輕輕從門外進來，走到鏡頭外靠近我的位置，一直看著我，等到直播結束我站起來時，他上前扶了我一下，可能擔心我體力不支摔倒。

當時我非常慶幸，終于順利完成了任務，沒有辜負大家對我的期望。

新京報：這場經(jīng)歷對你有怎樣的意義？

周曄：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的毅力、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盡的，只要堅定信心和信念，發(fā)揮出的力量可以超乎想象。

新京報：從全國兩會手語主播到全國政協(xié)委員，對于這一身份的轉變你有怎樣的感受？

周曄：我從2018年開始擔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雖然身份變了，但我覺得手語主播和委員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傳聲者”。

手語主播要把聲音信息準確翻譯成手語，傳遞給聽障人士，更偏重于技術性，要求專業(yè)純熟。

政協(xié)委員要做好“上傳下達”，把政策傳達給公眾，同時把公眾的需求和聲音上傳至相關部門，建言獻策，讓政策能夠更好地服務公眾。這不單純是專業(yè)性的工作，更是政治任務，需要有更高的站位和視野。

新京報：你希望通過自身委員身份實現(xiàn)怎樣的價值？

周曄：我希望能做好一個傳聲者，盡自己的力量讓更多人關注殘疾人群體，讓殘疾人享受到政策福利，感受到社會的和諧。